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顾梦红，1948年出生。祖籍北京市房山区， 老三届、77级。198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。曾担任《房山教育研究》主编，中学高级教师职称。民俗学者，现任《北京人》杂志副主编。出版专著《秋色三分》《秋天的情怀》《赵匡胤》《宦官与宫女》《北京的敦煌——云居寺》房山村落文化》等。
原题
我当教师的“三级跳”
“队派教师”是疯狂岁月特殊的职业，如今50岁以下的中年人恐怕对这个名词很生疏。
1966年文革开始后，北京各大中小学相继“停课闹革命”，连续几年停止招生，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。那时，我正怀揣着大学梦在良乡中学读高二，疾风恶雨般的“文革”击碎了我们上大学的美梦。
1968年以后，同学们或戍边垦荒，或插队边陲，或回乡务农。由于中小学停止招生，城市与乡村积累了好几年亟待上学的青少年。1968年8月，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教育革命的“最新指示”：“实现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，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，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……在农村，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——贫下中农管理学校”，这成为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办学的方针。
1968年秋季以后，学制改革，小学改为五年，高中改为二年。一些中小学陆续招生复课，最典型的是69届，1968年9月入学，1969年7月就初中毕业了。这个时期，房山县出现了办学高潮。许多村子都办起了初中，每个公社都有一两所高中。还有抗大班，农中、五七大学等等。据1977年统计，全县有100多所初中，88所高中，在校生达到8万人。当时的口号是“上中学不出村，上高中不出公社，上大学不出县。”我们这个不足800人的小山村也成立了初中，河套沟一个千人的村庄也设立了完全高中。
这样的教育“大跃进”形势使得师资奇缺，队派教师、代课教师就应运而生了。队派教师是临时教师，身份仍然是农民，是挣工分的社员；在公立学校中没有编制，每个月有五元钱的补助，可以享受假期和星期天，但是假期一般是开会学习文件或者参加麦收、秋收等劳动。
我是1967届高中生，高二下学期文革开始后回乡务农，广阔天地，雨打霜欺，青春苦涩，心灵孤寂。1974年，我在村里当青年突击队长，带领着姑娘小伙锄地割麦子、刨白薯，战天斗地学大寨。突然有一天晚上，队长跟我说：“你明天到小学校当老师去。
当时正值教育战线“学黄帅，反潮流”，这股来势汹涌的浪潮居然也波及到偏远的山村小学，二年级的孩子把粉笔头夹在弹弓上向女老师头顶发射，把笤帚沾上泥水往女老师裙子上甩，年轻的女老师哭着回城了。二年级停课近一个星期后，村里决定派个五大三粗的男老师“震赫”这帮顽童。
我正值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，依仗自己是高中老三届，没有丝毫胆怯就走上了讲台。这所普通完小连校长在内只有6名教师，身份各不相同。有文革前的初师毕业生，有刚被解放的“牛鬼蛇神”，有 “掺沙子”进来的贫下中农，有刚刚转正的代课教师，还有像我这样的临时“队派教师”。
那时并不要求教学质量，小学教师大多是“全科门诊”——既教语文、算术，还要教体育、音乐、劳动等科目，我天生五音不全，教不了音乐，就与一位年长的女教师“互助”，我教她们班的体育课，她教我们班的音乐课，根本谈不上什么教育艺术。
按照农村传统的观念，“家有二斗粮，不当孩子王”，教书就是“哄孩子”。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时说：“他叔，孩子交给你了，不听话就打，我绝不嗔道。”然而你可不能真打，否则，家长会跟你玩命。
一天冬天的下午，有个特别淘气的孩子上课捣乱，我把他轰出教室。他并不走远，仍然隔着玻璃窗与教室里面的学生贫逗，我根本无法上课。当他的身影再次映在玻璃上，我怒火填膺，立刻抄起炉子旁边的铁通条，朝那个影子刺去。那学生机灵的一躲，玻璃碎了。校长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说：“你想过没有，要是刺瞎了他的眼睛，或者刺穿他的脑袋，你们家这辈子都甭吃消停饭了。”这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。此后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，我再也没打过学生，还经常用这个教训告诫青年教师。
在那个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，“阶级斗争”一浪高过一浪，流行的口号是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”农村的孩子们都不重视文化学习，记得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两位数乘法，最后10分钟留下几道题，让学生当堂练习。过了一会，我看见一个长得俊俏的女生回头问身后的同学：“第三题得数是多少？”对方回答：“三千五百四十八。”这个女生回过头拿笔刚要往作业本上写，又立刻扭头再问：“三千五百四十八，怎么写？”这一幕，让我忍俊不禁，又心底凄凉。队派教师的临时性很强，队长一句话就可以让你离开讲台回到田间锄地。我当队派教师半年之后，这个班的学习、纪律明显进步，为此，公社文教组领导让我在全公社教师大会上介绍经验，还推荐我参加了全县先进教师代表大会。就在从县里开先进会回来不久，一天晚上，生产队长用广播大喇叭喊我到队部去。我刚刚走进队部，队长笑脸相迎，真诚的说：“咱们队里的女会计招工走了，你回来当会计吧。”当会计也算是班子成员，不必像一般社员那样每天出工，还有许多不能言明的好处，但是我天生不愿意与数字打交道，就跟队长说：“我从小学数学就不好，干不了会计。”队长说：“你是老高中生，干这个还不是小菜一碟儿。我前思后想，咱们队里只有你与我合得来。”我当时很乐于当“孩子王”，找出种种借口不愿当会计，队长见我有些不识抬举，拍着桌子愤怒的吼道：“你不愿当会计，也别当老师了。明天就回生产队耪地！”我毫不后悔地走出队部，直奔村里小学校。小学校办公室的灯光亮着。我走进办公室收拾自己的物，校长学庆哥问：“这么晚了，你急匆匆地来学校干啥？”当我把队长的话向他述说后，他立刻说：“这不行，你带的班级刚刚好转，不能随便换班主任。我这就找大队书记去。”学庆哥到了大队部，与书记说明不能换我的理由，我们生产队长也来了，他阴沉着脸说：“我已经通知知青李小翠明天去学校上课了。”这让书记很是为难，但是善于和稀泥，他看着学庆和队长说：“这样吧，顾梦红先别回来。既然你通知那个女知青了，就让她明天去学校试一下，如果行，就让她当老师，让顾梦红回队里干活。如果不行，就让顾梦红继续教书。”农村的孩子欺生，李小翠刚16岁，是北京二中的初中学生，她刚进课堂，教室里就乱成一锅粥。就这样，我留下来继续上课。谁知好景不长，到了这个学期末，我又险些丢掉教师的岗位。我因为在《房山文艺》《北京文艺（今日的北京文学）》杂志上发表了几首诗歌，被赵日升、刘永成老师赏识，他们经常为我创造学习机会。有一天我去公社文教组开会，公社副书记常斌对我说：县里来了通知，让你明天去北京市文化局办三天学习班，全县才三个人，你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啊。回到学校后，我立刻向学庆哥汇报了。学庆哥说，去吧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我支持你。我把你的课让其他几位老师分担一下。可是你要跟村书记打个招呼，咱们农村讲究话到礼全嘛。我也认为这是个尊重领导的礼节，是个上下级的工作程序。次日午饭后我来到书记家，开门见山说明来意。哪知道书记脸色一变说：“怪不得贫下中农说你不安心农村，原来你总是想跳出这个村。这个学习班你不能去。”我只好耐心解释：“这只是三天学习，根本不是也不可能跳出农村，我的命运在您手里攥着呢。”苦口婆心，费尽口舌，书记就是不批准，他说：“我没有接到公社通知，是你谎报军情。”我万分失望，无奈地向大队部走去。因为常斌书记说，今天他要到县里开会，让我搭他的车到县里。我刚把队部窗外的手摇电话打通，与常副书记说明我不能去的原因。这时候，大队书记也走进大队部，我手拿话筒对他说：“大叔，您不是没有接到通知吗，您问问常书记，有没有这回事。”大队书记怒气冲冲的接过电话，对里面大声说：“常书记，是让我们村的顾梦红去市里开会吗？”得到常斌书记答复后，他对着话筒阴阳怪气的说道：“好吧，让他去吧，爱去几天就去几天，可是有一件事我要事先说清楚，他回来后就别进这个村了，爱去哪就去哪！”说完，咣当一声撂下电话，扭头对我吼道：“赶紧回学校上课去，再摆忙，明天就让你回生产队耪地。”我欲哭无泪，仰天长叹一声，忍辱含羞回到了小学校。1976年底，公社文教组决定把我转为代课教师。代课教师的身份比队派教师的高一些，虽然仍然不是国家正式教师，但是有代课合同，相对稳定，36元工资（需要交给生产队一半，记整劳动力的工分）。我们公社上万中学原来的语文教师也是老三届高中生，很有文学功底。这位很有才华的女教师在某次上课的时候，被高二学生气走了。由于我这些年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歌，就被提拔到上万中学教高二语文，还担任教研组长、班主任。那时候全公社本专科毕业的教师凤毛麟角，“老高中”还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。第一堂语文课是毛主席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我努力挖掘自己的文学功底，查找资料，反复试讲，精心准备，争取发挥优势，在新领导面前“露脸”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当铃声响起，我站在教室门口时，一个细高身材的男生从教室外面跑进来，他不知道来了新老师，更不知道还有校长和公社文教组的领导听课。只见他纵身一跃，双手攀住钢筋房梁，卷起身躯，坐在上面翘起二郎腿得意洋洋的看着下面的老师、同学。我简直呆住了，进不能，退不得。好在我已经有了对付调皮学生的经历，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，笑着对同学们说：“刚才这位同学的动作简直像专业体操运动员，但体操比赛时最重要的是下法，请大家鼓掌，看看他的下法是不是同样漂亮。”话音刚落，他飕的一下稳稳地站在了地上。我赶紧走上讲台，高声喊道：“起立，上课。”事后，领导和同事们对那堂课的印象并不深刻，却十分称赞我的临危不乱，急中生智。后来，年级组长又听了我几节课，他说：“你的知识比较丰富，课堂也活跃，但你想过没有，学生在课上学到了多少语文知识？”这话让我震惊和反思，对我以后的教学受益菲浅。
我教高中的那个时代提倡开门办学，学工学农，学生挖电缆沟，砸石子，一年还要放麦收假、大秋假、还有栽白薯、摘梨等临时性假期。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，学校也不在乎教学进度与质量。有位老教师对我讲述他经历的一次公开课。县里在一所深山区中学举办兴趣教学的公开课，那位的教师提前几个星期就做好了“豆腐”。这节课讲的是毛主席诗词《七律·送瘟神二首》，上课伊始，利用五分钟的时间让学生分组朗读课文，然后老师提问：“同学们，毛主席说春风杨柳多少条？”学生们挺直腰板扯着嗓子喊：“万千条。”老师继续提问：“毛主席说，六亿神州怎么摇？”学生们互相使劲地摇晃对方肩膀，齐声喊：“顺着劲儿摇。”引逗得听课的老师哄堂大笑。如今听起来是笑话，当年确实是真实的存在。（毛泽东诗词原文是：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。）1977年，初二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《华主席登上天安门》，书中有“金水桥在欢唱”的句子，办公室里正在备课的初二语文老师问我：“顾老师，天安门前有金水桥吗？”我说有啊，好几百年了。她很认真地追问：“那么大的广场，没有水，干嘛修一座桥呀？”第二天，我找来天安门的图片给她看，她惊讶的问：“哎呦，五座呢！那一座叫金水桥啊？”我这时才知道，农村的学生多么渴望学习真正的文化知识。我一方面努力挖掘自己的“存货，”一方面虚心向老教师学习，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“主谓宾、定状补”，讲“借喻、拟人、反问、设问”的修辞方法，讲苏轼的大江东去，讲辛弃疾的金戈铁马；讲鲁迅的友邦惊诧论，讲毛泽东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…..虽然，我在上万中学仅仅代课一年多，但是与那里的学生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我与学生们一起备考。但是由于开门办学，他们的基础知识欠缺太多，我给他们辅导语文、历史。我班的学生郭英，是良乡中学郭金祥老师的儿子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文革中在村里备受歧视、欺辱；压力就是动力，他刻苦努力，勤奋学习，是那届高中学生中唯一考入房山师范学校的，后来做了某中学的副校长。赵克喜、李文旺、程远录、崔伯军等几位同学参军，考入军校，成为校级军官。1977年，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，对于我是天大的喜讯。1977年12月10日清晨，顶着凛冽的寒风，我和我的高二学生一起参加企盼了多年的高考。那时候，没有复习大纲，没有辅导教材，甚至没有课本，谁也不知道考什么，考试后谁心里也没有底。1978年2月中旬，当我从良乡医院体检回来，在村口遇见大队书记，他也知道了这件事，问我：“这回你终于跳出农村了。”我说刚刚体检，还没准呢？很多年以后，在公社文教组的王老师对我说，你当年险些上不成大学。原来当王老师拿着《大学新生政审表》到村里要求书记填写盖章时，大队书记要把我大伯当过伪保长，二大伯是“四不清”干部的情况都写上去了。公社文教组组长听了汇报说，这不是断送了顾梦红上大学的路吗？他的高考分数在咱们县里也是比较高的，你再去与村干部争取一下。王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，对我的家庭情况十分了解。他把我父亲和大姐是共产党员，我二姐是解放军战士的情况填写在政审表里，与公社一位副主任一起找村书记。村书记见到公社干部来了，无奈地盖了章。拿到入学通知的时候，公社文教组组长对我说：“你家庭生活很困难，儿子还不到一周岁，扔下你媳妇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，太辛苦了。你在咱们公社代课教师中是最优秀的。别上大学了，将来有了转正名额，我首先给你。”我真诚的感激领导的器重，但是好不容易拿到的大学通知书，对我太珍贵了，这是我10年的夙愿啊。1978年春，30 周岁的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。那一年，全国579万考生录取27万，录取比例为29∶1，录取率约4.8%。；北京市168900人参加高考，录取6900人。（后来扩招2700人）据《房山考试志》记载，当年全县考生6358 名，录取231人 ；我所在的坨里公社考生267人，被大专以上高校录取的只有我一个人。
我坐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课堂里。感慨万端。我真的从心底感谢邓小平，没有他的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，我至今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。我曾我曾经把77、78级大学生比作从炉火里抢救出来的焦尾琴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周末，我写诗感言：
“焦尾琴” 的典故源于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，蔡邕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和音乐家。有一次他路过吴县，见有人正烧火做饭，一块上好的梧桐木正在烈焰中燃烧。梧桐木是作琴最好的材料，他不顾火势汹猛，急忙把这块烧焦的木头抢救出来。后来他用这段焦木精心制作了一张古琴，把烧焦的部分放在琴的尾部，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“焦尾琴”。77级、78级的大学生毕业后多已成为社会的中坚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演奏出《命运交响曲》的华彩乐章。这些人就是恢复高考抢救出来的“焦尾琴”。1982年初，我大学毕业来到房山中学任教。工作之初学校领导在职工家属院给了我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，一住就是13年。90年代中期，“鸟枪换炮”搬进楼房，生活条件、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教育教学步入正轨，我正值壮年，蓄势待发。我在教学上虚心求教，博采众长，1984年，经贺心滋老师和肖飞老师的举荐，市教研部为我举办了一次全市性的历史教学公开课。我的学生历史高考成绩在房山区名列前茅。我当班主任，带领学生们去涿州考察三义庙、张飞井；去上方山云水洞、蓟县盘山探寻佛教踪迹；去山顶庙中秋赏月，去清华北大校园体验大学生活；操场上我与学生们抢篮板，元旦联欢会我与学生跳华尔兹；班级活动很是活跃，我也被评为优秀班主任。1986年，我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历史教学研讨会，我的论文被收入研讨会论文集。1988年，我参加了北京市中青年优秀课的评选，我的“三声教学”（先声夺人、声情并茂、同声相应） 被北京市教研部表彰推广。同年，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我参加新教材的教案编写工作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是基础教育改革方兴未艾的时期，也是我的教师素质迅速提升时期。由于教学业绩突出，1989年教育局领导破格提拔我到长沟中学任校长。到进修学校工作后，我主编《房山教育研究》杂志，为老师们开拓出发表教学论文的园地。此间，虽然工作性质几次变化，但是我始终没有离开三尺讲台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，许多中青年“恶补”学历，我在成教局、区委党校、燕山教培中心等到给电大、夜大的中青年进行学历教育，足迹遍及房山、良乡、琉璃河、窦店、四零一，燕化。最忙的时候，每周六日上四个班的课，周一至周五晚上还要上三节课。我的初中班主任王仲源老师是成教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，有一次，他对我说：“梦红，学员给你提了三条意见。”我洗耳恭听。“第一，你上课从来不打开课本，第二，你每到一个班上课，先问学生上次讲到哪里了？第三，你上课从来不划重点。”我听后点头称是，解释道：“王老师，我每周同一课的内容在不同的班讲七八次，您说，我上课还用得着翻书吗？我给那么多的班上课，真是记不住上次上次讲到哪里了？只好看学生的笔记，上次讲唐朝政治，今天就讲唐朝经济，上次讲二战的扩大，今天就讲二战的转折。至于划重点，我有九字口诀，我每次上课敲九次黑板。”这期间，也有“段子”。那年给一批乡镇干部办大专学历班，有的人根本不来听课，考试时候乱答一气。试题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，他答到：“因为没有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”名词解释“岁币”（宋辽金时期的战争赔款）他解释为过年的压岁钱。1998年至2004年，我参与了人民教育出版社《成人高考·历史》和《高考大冲刺》等书籍的编写，那些年还陆续出版了《秋色三分》《平民皇帝赵匡胤》《北京的敦煌云居寺》《秋天的情怀》《宦官与宫女》《房山村落文化》；《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——刘少奇》《成功家长》《中国宗教文化》等几本书。写作，让我在三尺讲台以外的又一方沃土上耕耘收获。1999年以后，我连续担任三届政协常委，参政议政，走进社会大舞台，走进人生新天地。执教30余载，教过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还在理工大学房山分校当了12年客座教授；教过少不更事的顽童，风华正茂的青年，也教过党政机关的干部、企业职工和乡镇农民；一届届学生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但对我依然尊重如初。教海泛舟，我从未间断与年轻人的心灵接触，不断深化彼此间感悟、感动，这是我独特的精神享受，也是我心中永远充满阳光的“保鲜之术”。如今，虽然年逾古稀，但瞻望云天，秋光正好。